作者:佚名       来源于:中国珍珠文化网

  7月6日,国家人文历史微信公众号推送了一篇题为《自诩清贵不凡的魏晋名士,为何会放下身段积极从商?》的文章,收获不错的点击量。这篇文章探讨的核心其实还是出身二字。在中国古代史上,即使选官制度不一样,但出身还是或明或暗地影响着一个人的前途命运。不少文人因此遭遇坎坷,其经历令人慨叹。
  这里的出身主要是指家庭出身,与后世进士出身、同进士出身之类个人科考名号并非一回事。
  出身好,按网络流行语来说是相当有排面的。魏晋南北朝时期,选人任职非常看重出身。门阀士族家庭出身的人,可以“平流进取,坐致公卿”。众所周知,琅邪王氏是当时著名大族。刘禹锡一句“旧时王谢堂前燕,飞入寻常百姓家”,更是道尽世家大族的家庭兴衰和历史沧桑。
  琅邪王氏子弟中有一位王僧达,其高祖就是王导。按《宋书·王僧达传》记载:“僧达自负才地,谓当时莫及。上初践阼,即居端右,一二年间,便望宰相”。从此文可了解到,王僧达自认为在当时举世无双,当南朝宋孝武帝刚即位时,他已身居高位,即便如此,他仍希望自己在一两年内能官至宰相。到底是什么让他如此自信,定下如此高的目标?他自负的乃是“才地”,“才”是指才华,“地”就是指家庭出身了。
  王僧达的孙子王融,也继承了祖上的这份骄傲。《南齐书·王融传》记载:“融自恃人地,三十内望为公辅。直中书省,夜叹曰:‘邓禹笑人。’……又叹曰:‘车前无八驺卒,何得称为丈夫!’”王融同样是倚仗“人地”,给自己定下了人生目标:三十岁以内做到三公或宰相那样的大官。他在中书省值夜班,曾禁不住感叹:我现在还籍籍无名,邓禹听说也会笑话我啊!邓禹是东汉开国名将,名列云台二十八将第一位,24岁即获封大司徒,即丞相。还有一次,王融外出,正遇到大船开航浮桥开放,路上到处吵闹嘈杂拥挤不堪,又大发感慨:车前没有八个驺卒喝道,又怎么能称有为的大丈夫!
  王融是“竟陵八友”之一。按史书记载,他“少而神明警惠,博涉有文才”,“九年,上幸芳林园,禊宴朝臣,使融为《曲水诗序》,文藻富丽,当世称之”。由此可知,王融确实机智聪敏,文采风流。即便如此,他仍然期望王家世家大族的“人地”为自己加持。可见,在那个时代,一个人的家庭出身有多么重要。
  北京大学教授阎步克在谈到历代选官制度时曾介绍,科举制以考试选官,至少在考试这个环节上,“门第”不起作用。这就给寒门士人提供了一个进身之阶。科举考生、进士群体作为一种新兴的政治力量,展示了强劲的政治竞争力,门阀势力逐渐衰落下去。
  阎步克特别提示,不要以为唐代实行科举了,官僚就都是考上来的了。其实相反,唐代官僚大部分出自门荫。宋代依然如此,官僚大部分来自恩荫,而非科举。宋代科举已颇繁荣,科举取士年均360人左右,而恩荫入仕年均500人左右。赵翼在《廿二史札记》中曾评价,宋代“一人入仕,则子孙、亲族俱可得官,大者并可及于门客、医士,可谓滥矣!”什么官的子弟从什么官起家,都有明确规定,如宰相的儿子从诸寺丞起家,副宰相的儿子从太祝郎、奉礼郎起家。
  从阎步克的论述可见,虽然科举制实行了,但世家大族的门庭声望其实仍然发挥着很大作用。
  《唐摭言》记载了几个小故事,可为例证。其中一则说:“顾非熊,况之子,滑稽好辩,陵轹气焰子弟,为众所怒。非熊既为所排,在举场三十年,屈声聒人耳。长庆中,陈商放榜,上怪无非熊名,诏有司追榜放及第。”根据学者考证,这里“长庆”当为“会昌”之误。这个故事的主角是顾非熊。顾非熊是大诗人顾况之子,称得上家世显赫。这个顾非熊,口才甚好,能言善辩,又有些趾高气扬,经常调侃那些权贵家的公子哥。这一点自然很不讨人喜欢。于是,在很多场合,他都被那些人合起伙来排挤。顾非熊参加科考三十年,屡屡失意。因此,也有不少人为他叫屈。至唐武宗会昌年间,陈商知贡举。放榜时,顾非熊仍在落榜之列。在皇帝亲自过问下,陈商又重新放榜。这次,顾非熊终于跨过了门槛,榜上有名。值得注意的是,皇帝肯亲自过问,当然与顾非熊的家世直接有关,与顾况直接有关。
  从各类文学文艺作品中,我们可以了解到很多有关科举的故事,其中既有“春风得意马蹄疾,一日看尽长安花”的满足与狂喜,也有“不遂青云望,愁看黄鸟飞”的失落与惆怅,还有“落第逢人恸哭初,平生志业欲何如”的无奈与痛苦。在这些故事中,文人的命运也或隐或显地与出身之高低贵贱纠缠在一起。
  著名文史专家傅璇琮先生在研究唐代科举与文人生活时曾专门写道:“困于科场、久举不第的,大多是朝中无奥援、家中无厚积的一般地主阶级知识分子。”他举例,如《金石续编》卷九《大唐故宣州司功参军魏府君墓志铬》记魏邈:“少履文字,贞元初以乡举射策,上省者五六,以贿援兼无,竟不登第。”虽然“称屈者众矣”,但因魏邈既无财行贿,又无路攀援,终未能登第。
  根据傅璇琮先生论述,在唐代,如果到长安应试,对那些贫寒家庭出身的读书人来说,昂贵的开销也是难以负担的。他在《唐代科举制度下的文人生活》中说:“长安是大唐帝国的京都,固然是全国政治、文化的中心,但由于集中居住着皇室、贵戚、大官、豪族、富室、巨贾,生活的奢侈是不容说的了,这也使得生活费用要比其他城市为高,一般地主家庭或自耕农出身的读书人来到京城应举,如果有几次考试落第,面对着昂贵的衣食费用,其景况是不容易处的。有些士人就只好住在长安城的偏僻处,过着半饥寒的生活。”
  文中还引用了孙樵的《寓居对》进行说明。孙樵是晚唐比较有名的一位散文家,说起来还是韩愈的再传弟子。按孙樵自叙,他“家本关东,代袭簪缨”,而且“于时以文学见称”。就是这样一位家世显赫、才华横溢的读书人,在未登进士第前,曾长时间寓居长安,并且过了一段苦日子。
  关于那段时间的清苦生活,孙樵在《寓居对》中有非常生动的描述:“长安寓居,阖户讽书。悴如冻灰,癯如槁柴,志枯气索,怳怳不乐。一旦有曾识面者,排户入室,咤骇卿卿,且日:惫耶饿耶?何自残耶?对日:樵天付穷骨,宜安守拙,无何提笔入贡士列,抉文倒魄,读书烂舌,十试泽宫,十黜有司,知己日懈,朋徒分离。矧远来关东,橐装销空,一入长安,十年屡穷。长日猛赤,饿肠火迫,满眼花黑,晡西方食。暮雪夜冽,入夜断骨,穴衾败褐,到晓方活。”孙樵在另一篇文章《骂僮志》中写道:“今主远来关东,居长安中,进无所归,居无所依。忿割口食,以就卷轴。冒雨触雪,携出藉谒。所至之门,当关迎嗔”“十年辇下,与穷为期。一岁之间,几日晨炊。饥不饱菜,寒无袭衣。此皆自掇,何怨于时。浪死无成,孰与归耕”。两篇文章足可相互印证。
  这些家世不错的人尚且如此,那些寒门寒士的境况可想而知。在史籍中,也能读到许多寒士赶考的故事,最终功成名就皆大欢喜者有之,那些穷困潦倒终不得志者更多。其中,唐代有位叫公乘亿的,出身贫寒,连续考了三十个年头而不中。他在长安待考时,曾患一场大病,被误传已经病死。他的妻子闻知后,骑一头瘦驴,从河北奔波到长安迎丧。在旧社会里,一位贫寒人家的妇女出这样一趟远门,其旅途之艰辛,不必多说大家也能猜得到。结果,在长安,公乘亿出门送客,正好与寻访到此的妻子相遇。两人因为阔别太久,互相只是看着面熟,却不敢立刻相认。经过一番询问,才确认了对方身份。公乘亿见妻子穿着丧服,大致猜出了原因。二人百感交集,“相持而泣”。之后不久,公乘亿登第中了进士。这个故事前半部分悲苦,读来令人潸然泪下;后半部分拨云见日,总算让人如释重负。大团圆的结局,确实皆大欢喜。但这毕竟不是常态,而且属于非常罕见的情况。从科考的角度来说,绝大多数考生是悲剧性收场。虽然读书人中的绝大多数能预知自己的结局,但还是要奋不顾身地冲过去,毕竟如果成功了,自己的命运会颠覆性地改变,后代也会受益无穷,可以确定的是后代会因此有了个好出身。
  南宋戴复古在《题吴熙仲云萍录》诗中写道:“家在蓬莱海上居,出身履历一时无。姓名羞上云萍录,本是烟波一钓徒。”诗中提到的“云萍录”,是当时流行的一种具有名录性质的书簿,其功能大约类似于今天的“微信群”或“QQ群”之类,被士人尤其是游士用于构建社交网络、获取社会资源,以为自己寻找更好的进身之道。像“出身履历一时无”的寒士戴复古们,在谋取功名的过程中,利用“云萍录”弥补出身低微的不利影响,确实是一个很有效又不失体面的好办法。别人更关注的,恐怕还是希望这些人不要失掉“本是烟波一钓徒”的书生意气、文人骨气与洒脱旷达。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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